说起沈醉这个人，在国民党军统里头也算是个厉害角色了。他十八岁就加入军统前身的特务处，因为人机灵办事麻利，被戴笠一眼相中，没几年就当上了少将处长，跟陈恭澍、赵理君、王天木并称军统的“四大金刚”，又跟周养浩、徐远举合称“军统三剑客”。说到他的功夫，那确实有两下子，他自己回忆说从小学国术，腿能踢过头顶，身子骨特别柔软。你别看他平常拄着根文明棍，那其实就是他的防身武器，他说碰上七八个劫道的，一根棍子就能对付。到了七十多岁他还能徒手捏碎核桃，这手劲确实不是一般人能比的。可你翻遍他的回忆录，还真找不到哪次抓捕行动他是靠武功把人制服的，反倒是有两次差点把命搭进去，一条腿被女地下党一棍子打得落下老毛病，阴天下雨就疼得不行，一只眼睛也在搏斗中被戳伤过。这么说吧，他的功夫对付普通人绰绰有余，但在真正的练家子面前，就不够看了。
不过话说回来，沈醉能在军统混得风生水起，靠的还真不光是拳脚功夫。这小子情商高，特别会揣摩上司的心思。戴笠家里厕所地面滑，他亲手做了一双防滑踏板鞋送过去。戴笠飞机撞山失踪那会儿，军统上下没人敢去救，就他站出来说愿意跳伞去找，把毛人凤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后来戴笠死了，他表面上推荐郑介民接班，实际上却是给毛人凤铺路。这些事儿办得，那叫一个滴水不漏。他自己呢，身处在那样一个乌烟瘴气的环境里，倒是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玩女人，这些坏毛病一个没沾上，洁身自好得很。
可就是这么一个在军统里混得如鱼得水的人物，到了战犯管理所，却也得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。他不是一开始就关在北京功德林的，最早是在重庆的白公馆看守所，后来又转到四德村看守所，最后才送进了功德林高级战犯管理所。按级别来说，沈醉只是个少将，既不是统兵大将也不是地方大员，能进功德林纯粹是因为他“大特务”的身份太招人恨了。在功德林里头，关着一百多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和特务，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鄙视链：正规军的黄埔系瞧不起杂牌军，杂牌军和黄埔系一起瞧不起特务，军统特务又看中统特务不顺眼。沈醉作为特务出身，本身就是鄙视链的底端，可偏偏他还得跟那些级别比他高、资历比他老、脾气比他大的将军级特务住在一起，你说他能不小心吗？
巴萨以26胜1平4负积79分，在联赛里处于领跑的位置，巴萨在联赛里已经豪取7连胜，这也令红蓝军团得以将皇马甩开，在争冠大战里处于主动权。在上周中的欧冠里，巴萨遭马竞淘汰止步于八强。在剩余的赛季里，巴萨将只剩下联赛这一条战线，球队也将全力尽早拿下联赛冠军，避免出现夜长梦多的情况。巴萨的主要攻击手，分别是亚马尔（23球18助攻）、费尔明（12球16助攻）、拉菲尼亚（19球8助攻）和拉什福德（12球13助攻）。
第一个他惹不起的，是周养浩和徐远举这俩“老搭档”。说起来他们三个都被叫“军统三剑客”，外人看着好像铁三角似的，实际上内部矛盾大得很。被抓进去之前，徐远举和周养浩就在保密局西南特区互相掐架，毛人凤都压不住，还得找沈醉来当和事佬。到了白公馆，这俩人不但没消停，反而斗得更厉害了。有一回周养浩抄起凳子就要往沈醉脑袋上砸，差点儿没出大事。为啥这么恨他？因为在昆明那档子事上，沈醉跟着卢汉起义了，徐远举和周养浩觉得被沈醉坑了，认定要不是沈醉起义他们也不至于跑不掉被抓。你说这叫什么理儿？但在那个小圈子里，谁拳头硬谁说了算，沈醉再会打能打得过两个人？只能躲着走。
第二个他惹不起的，是王耀武这个“老实人”。说到王耀武，那可是功德林里人缘最好的几个战犯之一，陈老总都说他“人品不恶”。抗战的时候他打得英勇，也不吃空饷，他维护关系花的钱都是自己做正当生意赚来的。到了功德林，因为他表现老实，管理所让他当了学习委员，所有小组的学习情况都得汇总到他那里，再由他上报给管理所。沈醉跟王耀武关系是不错，经常跑到王耀武那个单独办公室去抽烟聊天。但你千万别以为沈醉敢在王耀武面前逞强，他不但不敢，还得客客气气的。为啥？王耀武这个学习委员的位置太重要了，虽然沈醉嘴上说他“总被欺负”，可人家手里攥着的权力是实实在在的，管理所对你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就靠王耀武那张嘴。沈醉再怎么蹦跶，在人家跟前也得收敛着，毕竟人缘好不等于没脾气。
配资炒股排行第三个他惹不起的，是王陵基这个“老资格”。功德林里关的战犯，军衔最高的是王陵基，正牌的陆军上将，其他百十号将军里头就他一个上将军衔。王陵基生于1886年，在四川武备学堂当教官的时候，后来的川军大佬刘湘还是他的学生。黄埔军校成立那会儿，王陵基已经当了十年中将了。论资历论地位，功德林里谁都得叫他一声“王老师”。而且王陵基可不是什么慈眉善目的老头子，他有个绰号叫“王灵官”，凶残暴虐得很，周养浩手上沾的人命还不到王陵基的十分之一。在功德林搓向日葵的活儿上，王陵基非要挑大的搓，杜聿明好心拿小的换，他还不高兴呢。这么一个动不动就炸毛的上将，沈醉别说惹，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声。杜聿明在他面前都得客客气气的，何况沈醉这么个特务出身的“小字辈”？
说到根子上，沈醉为什么在功德林里处处小心、谁都不敢惹？因为他太聪明了。他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，也知道在这里活下去、争取早日特赦的唯一办法就是老老实实改造、跟谁都搞好关系。他刚到功德林，第一件事就是“入乡问俗”，把这里的规矩摸得门儿清。结果怎么样？他跟王耀武、宋希濂一样，成了功德林里人缘最好的三个将军级战犯之一。1960年11月28日，他作为第二批特赦人员走出了功德林的大门，是军统高级人员里最早获得特赦的一个。出了狱，他当上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，后来又当了好几届全国政协委员，把自己知道的那些事儿写成了《我所知道的戴笠》《我的特务生涯》等好几本回忆录。一个军统出身的大特务，最后能落得这么个体面的结局，不得不说，人家这智商和情商确实没得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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