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 | 定焦One，作者 | 李梦冉，编辑 | 魏佳
一个百亿级科技公司的创始人，把矛头对准了月活3.5亿的。
4月26日，追觅科技创始人俞浩连发数条微博，称小红书“非常非常烂”，价值观和盈利模式“非常有毒”。随后几天，他又陆续点名小红书的算法、评价体系和momo匿名账号，质问平台是否在“鼓励作恶”。
这出戏剧注定不缺观众。俞浩和追觅多次冲上热搜，传播效果拉满；小红书那边，则至今以沉默应对。
针对此事，「定焦One」分别联系了追觅和小红书。截至发稿，双方均未作出官方回应。
但有时候，沉默也是一种态度。
俞浩的指控，哪些有道理，哪些站不住脚？他为什么选在追觅硅谷发布会前夕把矛盾公开化？这背后是维权无门的无奈，还是一场打着维权旗号的营销？至于小红书，虚假种草、恶意避雷贴屡禁不止，平台到底是不想管，还是管不了？
这些问题，我们试图寻找答案。
俞浩的火，烧对了几处？
俞浩对小红书的批评可以归纳为三点：一是算法不公，“把坏的往前推”；二是评价系统不可信，“不会把上面的任何反馈信息当参考”；三是momo匿名账号盛行是平台在鼓励作恶。
我们根据公开信息和从业者反馈逐条来看，这里面哪些是真实的痛点，哪些是经不起推敲的指控。
首先，算法是否会专门推差评？
4月28日，俞浩发文将批评重点指向小红书算法。“我几次打开小红书，发现第一条都是置顶的差评……你说这是算法推荐的，怎么别的平台的推荐都是有好有坏，就你的算法，专门把坏的往前推？”
根据小红书官方（@电商课代表）说法，小红书的流量主要来自推荐流量和搜索流量，推荐流量来自于算法对笔记的打分，即CES评分体系。
CES评分体系会参考笔记的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、评论、分享等数据，平台会根据这五个指标数据对笔记进行相应积分，其中评论和分享属于“高门槛互动指标”，对应积分较高。CES分数越高，平台推荐的流量也越多。
平台的本意是看重互动，但一个客观事实是，争议性和情绪化的内容往往更容易引发评论和分享，如果算法认为这类内容有高互动潜力，将它推向更大的流量池，确实有可能放大负面内容的声量。
俞浩描述的现象或许真实存在，但“专门推坏的”说法证据不足。某品牌小红书头部广告代理告诉「定焦One」，平台自有的算法会拣选大批量的词作为热搜，这个机制不存在专门针对某家品牌的情况。真正决定品牌在小红书处境的，是它构建和运营内容的能力。「定焦One」在小红书搜索一些品牌发现，并非所有品牌的搜索结果都以差评开头，客观内容排在前面的依然是多数。
北京至普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圣律师告诉「定焦One」，这里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法律边界：如果算法的设计逻辑本身就倾向于推荐高互动内容，而平台明知负面争议内容更容易获得高互动、却仍然维持这套机制且不做任何矫正，在法律上就有可能被认定为“应知”。一旦平台收到品牌方的有效通知后仍不处理，就很可能触发连带责任。
第二个问题是，小红书上的评价到底能不能信。俞浩说“任何在小红书上评论追觅产品的，基本都不要信”。
这一指控，确实戳中了内容社区“真实性”的软肋，只是“基本都不要信”的表述有些绝对。
一方面，小红书对水军的管控并非形同虚设。上述广告代理告诉「定焦One」，大量且重复的好评或差评很容易被系统识别，触发警告甚至直接封号，平台在这方面的审核机制比外界想象的要严格。
但另一方面，小红书上也确实存在虚假种草和恶意避雷的问题。「定焦One」此前发布的《“避雷”难倒小红书》一文中，记录过不少商家因为同行竞争或者消费者恶意“白嫖”，在小红书上被“恶意避雷”而损失严重的案例。小红书的治理效率在提升，但离理想状态还有差距。
第三个问题，指向的是小红书上的momo们。
4月29日，俞浩连发三条微博喊话小红书CEO，将议题转向平台责任。
他问道：“momo是谁？为什么那么多momo？momo发表了不实的虚假信息，对我们造成了负面影响，我该找谁？”并在后续博文中提出，小红书上有大量使用“momo”名称的匿名账号，这种机制“不是鼓励作恶是什么？”
这里有一个基本的误解需要解释。momo并非平台刻意设计的匿名账号，它最初是部分新用户通过微信授权登录小红书时，系统自动生成的默认昵称和头像——粉色小恐龙的图案配上“momo”这个名字。很多用户选择保留这个默认身份，形成了一种社区文化。
当然，momo文化客观上确实给了部分用户一种“穿了马甲”的心理暗示，让他们在吐槽、评价时更肆无忌惮。这个现象是真实存在的。
不过，使用momo并不等同于能够免责。按照“后台实名、前台自愿”原则，平台允许用户保留momo昵称，但momo用户同样需要为自己发布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，平台也保留通过技术手段追溯发言者的能力。说“momo盛行是鼓励作恶”，多少有点偷换概念。
股票杠杆配资入门整体来看，俞浩的三项指控——负面内容被优先推送、评价体系不可信、momo机制助长作恶，每一条都不算无中生有，但用上了激烈的语气，让问题被不同程度夸大。
那么问题来了，一个百亿级公司的创始人，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选择这种方式，把话说到这个程度？
俞浩的“正义”，追觅的“生意”
追觅与小红书的“梁子”，其实去年就结下了。
2025年6月，追觅法务部发布声明，称公司遭遇大量不实负面信息攻击，“断指计划”“三倍薪资挖人”“窃取商业机密后开除”“对赌失败”等谣言在多平台累积超过万篇，在被点名的平台中，小红书排第一。同年8月，俞浩开通了小红书账号。发动态、晒自拍、和网友互动，被外界解读为试图用创始人IP在舆论场里扳回局面。
今年1月，俞浩在小红书发文《在小红书上班是一种什么体验》试图测试平台容忍度，称“XHS上好像都是骂在大厂上班的体验的。我想试试底下评论全是骂小红书上班体验的，能不能发得出来。”
到了3月，“廉洁追觅”发声明称公司在多个平台遭遇有组织水军攻击，这一次并未指名道姓。
根据追觅此前公布的信息，它确实遭受了有组织的水军攻击，维权诉求真实存在。但事情的另一面也摆在那里：俞浩一边痛批小红书“非常烂”，一边继续活跃在小红书，追觅官方账号粉丝超过10万人，俞浩个人号粉丝也超9万人，品牌仍在小红书直播带货。
再看时间线，就更难说是纯粹的维权冲动了。
4月26日俞浩微博开火，追觅则正在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活动做着最后的准备。美国时间4月27日，以“DREAME NEXT”为主题的追觅硅谷发布会周正式启幕。这是硅谷首次迎来由中国企业主办的“发布会周”。
而且俞浩自己也没有掩饰这两件事之间的关联。他在炮轰小红书的同一条微博里，也提到了这场发布会。
如果这只是头一次，或许能归为偶然，但翻翻俞浩过往的操作，大概会发现这是他一贯的风格。
从2025年下半年到今年年初，俞浩密集进行了一系列令人热议的操作。他曾在年会上放话：“我要把追觅生态做到一百万亿美金量级”，折算下来约等于23个英伟达、25个苹果、280个阿里巴巴。事后他解释说：“我说的是未来，不是一年，做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百万亿美金公司，确实是我的目标”。
至于这个目标是否能实现，似乎不重要，反正话题度足了。
那为什么是现在？
根据公开信息，追觅的业务已经扩张至汽车、手机、AI家电、个人穿戴设备，几乎全线铺开，正处于品牌升级的关键期。这个节骨眼上，最头疼的问题就是“品牌认知”，很多人还是把追觅当成一家做扫地机器人的公司。硅谷发布会是一次重要的亮相机会，需要足够大的声量配合。
炮轰一个拥有数亿用户、本身就存在一定争议的平台，自带关注度，成本远低于同等体量的广告投放。
所以这次炮轰是纯粹的维权吗？恐怕不完全是。更准确的描述是：追觅有真实的维权诉求，俞浩选择了一种能同时实现维权和传播效果最大化的方式。
只是这种玩法有它的代价。这些流量更多聚集在冲突本身而非追觅的产品或者技术创新上，声量能不能变成销量，答案并不明确。
需要警惕还有“狼来了”效应，如果用户发现每一个“惊天控诉”后面都追着一场发布会，追觅还能否长期赢得他们对品牌的信任，将是一个考验。
在小红书，品牌又爱又恨
另一端的小红书，至今保持沉默。但沉默回避不了问题。
俞浩的指控有夸大，但他踩到的那个痛点是真实存在的：品牌或个人经营者在小红书上遇到问题，维权成本极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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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不久，某视频平台上有云南摄影馆商家公开控诉，称店铺在小红书遭遇恶意避雷，导致店铺订单锐减，甚至有已经付了定金的订单要求退单。此前也有旅拍写真馆负责人向「定焦One」控诉这一现象，虽然最后已经通过法律途径成功维权，但过程耗费大量时间精力，甚至影响店铺口碑和生意。
发布一条笔记只需要几分钟，但品牌方从发现侵权到等来判决，舆情早已过去，损失已经造成。这中间的时间差，是品牌方最大的愤怒来源。
平台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，今年1月，小红书上线《社区公约2.0》，主要围绕“反对制造对立”规范社区环境，2025年以来，也加大对虚假内容处置力度。
但一位MCN机构负责人告诉「定焦One」：“平台打得最狠的是那些明显的机器水军。如果是真人账号、模仿真实用户口吻发的恶意差评，平台也分不清，要是用户能拿出真实消费记录，就更难判断，平台也不敢乱删。”
图源 / 小红书APP端申诉流程
这就是小红书真正的两难：它不能没有差评，因为差评是真实性的证明；它也不能随意删除差评，因为那会让内容生态彻底失去公信力。
这个两难之所以难解，根源在于小红书的商业模式从一开始就建立在“真实性”这个地基上。它的理想逻辑是，用户分享真实体验-其他人被“种草”-品牌获益-品牌投流-平台赚钱。
这套逻辑让小红书成长为一个有独特价值的平台，但也埋下了一个隐患：既然好评可以花钱买，差评也可以花钱制造。一旦“种草”和“避雷”都可以操作，社区信任就开始一点点流失。用户不再相信满屏的“太好用”，也开始怀疑那些“千万别买”背后是不是有金主；品牌疲于奔命地控评、投流、道歉、澄清；平台则陷入两头为难：治理严了，用户不满；治理松了，品牌也不乐意。
任何一个以UGC为核心的平台，都会遇到真实性与商业化的冲突，这不是小红书独有的困境。尽管两难，但法律层面的责任并不因此消失。
李圣律师告诉「定焦One」，平台并非对所有内容承担事前审核义务，但依法负有合理的内容治理责任。若平台长期对投诉不回应、对明显违规内容放任传播，可能被认定未尽到应尽管理义务，面临行政监管部门的约谈、整改要求，情节严重的，还可能被处以行政处罚，甚至因为监管缺位被追究民事责任。
俞浩的炮轰会过去，追觅的硅谷大会也会结束，但品牌与平台之间的这道裂缝，还将长期存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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